似乎有知识：董志强's blog

[这是几个月前写的两篇博文，合并起来已在最近一期《经济学家茶座》（第29期）发表。最近没时间写博文，就把这个再贴一次吧  ]

我所住的高教村F座楼下有一个蔬菜市场。蔬菜市场的进门与F座的进门刚好是相背的，也就是说从蔬菜市场门口进去穿过蔬菜市场就可到F座门口。春节前，物业部门在F座楼下门口放了一盆橘子树，上面点缀满小小的橘子，可食用。在蔬菜市场的门口也放了两盆。这恰给了一个检验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橘子树是供大家观赏的，因此摘取橘子是不道德的。按照标准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不能相信人们的道德，既然橘子树无人监看，那么结果将是橘子不可能长期挂在树上。

但是，行为经济学却有不同的解释：不同身份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道德感，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行为。（阿克洛夫在2000年将身份认同概念引进了经济学，并说明不同身份的人会遵守他们各自的社会规范。）据此我们可以推测：F座门口进出的是大学教师，他们的身份及其承载的社会规范使他们会自觉地不去摘取橘子；蔬菜市场门口进出的是小贩，他们的身份及其承载的社会规范使他们很可能并不会觉得摘取这样的橘子会有多大的道德耻辱感。如果这样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不久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蔬菜门口橘子树将没有橘子，而F座门口的橘子树仍保留着原有的橘子。

一个春节过去了。蔬菜门口的橘子树果然没有了橘子。F座门口的橘子树上，最底端的橘子被人摘掉了一些，但是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橘子数量都保存得非常好——最底端的橘子被摘掉一些，那是因为我们这栋F座有不少小孩。而且我敢肯定一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孩子要去摘橘子时被父母或其他人阻止了，要不然最底端孩子够得着的地方就应该摘完了，而不是只摘掉一些。

这是一个良好的自然试验，它让我想到了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中，为了激励有道德风险且风险规避的代理人，委托人不得不让渡租金，同时还存在着激励效率的损失。但是，现实中真正的激励机制并不是完全按照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来的。如果，人们确实有不同的类型，有些人正直善良有责任感，有些人惟利是图毫无责任感，那么我们要作的并不是单纯的按照标准的理论去激励他们，也应当考虑如何寻找到更正直善良和有责任感的人，这样常常可以降低激励的代价和效率损失。更进一步，如果正直善良和责任感是可以培养的话，那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教育和培养让更多人具有正直善良和责任感等等品质，这样激励的效率损失就会更小。除非，这样的教育和培养代价超过激励效率之损失，才不必这样做——但就我们的生活感受而言，培养出正直善良和有责任感的国民对于一个国家的微观经济运行效率来说显然应是利大于弊。

从橘子树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行为可能跟其身份联系在一起（相关经济理论可参考Akerlof和Kranton在2000年的Economic and Identity一文）。其实，不但我们自己的行为会跟个人的身份（或者说自觉，sense of self)联系在一起，而且别人也会基于身份蕴涵的社会规范对我们的行为做出预期。关于这一点，让我再来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春节前，我爱人坚持要回福建过年。我们可以有两条线路可走，一条线路是乘坐火车去上饶，转汽车回家；一条线路是乘火车去厦门，转汽车回家。我们先订了三张去上饶的火车票。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要从厦门走。那么已经订的三张火上饶车票就需要退票或转让。我先在网上发布一个原价转让消息（因为退票只能按照70%退）。爱人说，你应该加点钱转让，平价转让别人会怀疑你卖假票。我说：我要是加价卖出去，那不就成黄牛党了。我心里的确是这样的想的，加价应也能卖出去，但是买票的人会怎么看待我这样一个大学教师呢？（这也许就是教师的sense of self吧。）

很快接到一个女孩子的电话，她在东莞，正需要去上饶的车票，于是电话跟我联系。果然，她问了这样的问题：“你的票会不会是假的？”我还真没法证明我这票是真的。我说我没法证明这票是真的，但是这票确实是真的。她问为什么一定要到华师取票，我说我住在这里。她问你是干什么，我说我是这里的老师。结果她就不再问了，说三张票她要了，明天她在广州的朋友会过来取票。很显然，正是我的职业（身份）让她产生了信任感而立即做出了购买的决定。

这表明，虽然在标准的经济学假设中，没有信任可言，要使别人相信你你就得拿出实际行动来（承担一定的承诺代价）。但现实是，我们原本就有了一些非常廉价的传递个人类型的信号，比如我们的职业，有时甚至简单到只是一个笑容，就可以赢得信任，我们并不总是需要付出高代价的承诺行动。

标准的经济学不研究价值观，不考虑个人道德，不考虑情感，不认为人们会有良心。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却总是容易地能够（至少在部分程度上能够）判断出人们的不同价值观、道德观、情感，从而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如果只持有标准的经济学的分析，那么我们的交往就应该是整齐划一的极度理性而显得冷冰冰的策略，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是这样。也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在生活中老是冷冰冰地对待他人。

一个人，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他的学校、他的朋友都会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影响力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背景常常会在一个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所以，我们常常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家世、教育背景、朋友圈子、生活阅历、社会角色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经济利益固然是一个人行为的根本动机，但是这些因素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才有更丰富多彩的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

最后我认为，现代的经济学研究，在注重理性假设的同时，也承认了行为假设，使得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更为现实。而现代的经济学，也正在慢慢摆脱那种冷冰冰冰的理性分析——它也应该有所改变了——开始承认道德、情感、善良、美德、良心……。虽然经济学家，乃至我们所有人，不能指望依靠良心和美德来解决全部问题，但是经济学应该承认人们（至少部分的人们）的确具有良心和美德，而且这样的人越多，经济交易也就更有效率。显然，经济学要做的不应仅是把所有人当作坏人来设计制度，它也应该告诉人们如果有更多的好人我们的状况就会更好。

社会对个人角色所赋予的规范深刻影响个人行为的研究，也可从芝加哥大学List教授关于sex(生理性别)和Gender(社会与文化所认为的性别)之有趣的实验和Akerlof在较早时候(80年代中期)对父母给孩子的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如果要写又要花很多时间，且待日后再找机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