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多多这几天居然想到要给我打电话了，连续几天都在晚饭后打电话给我：“爸爸买游泳圈宝宝游泳～”
跟女儿分别又快两个月了。上次是分别了两个月回去看了她一次。
据说中午，她妈妈吃鱼给刺卡了，说疼，多多还唱“不疼了，不疼了，河马医生谢谢你！”
再过半个月她就两岁了！不过那时我已经回广州了，可以陪她过生日。

抽空读了一篇奥巴马的演讲，读到一段动人之处:
That is the true genius of America — a faith in simple dreams, an insistence on small miracles. It's the idea that we can tuck in our children at night and know that they are fed and clothed and safe from harm; that we can say what we think, write what we think, without hearing a sudden knock on the door; that we can have an idea and start our own business without paying a bribe; that we can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without fear of retribution; and that our votes will be counted - at least, most of the time. 

罗胜强

香港中文大学

胡硕在2008年把一篇关于离职的文章寄到「霞朔月刊」去。他提出了三个假设：

第一、一个人在企业里工作，每天都要和同事相处。如果员工和同事的关系好的话，做事情就会来得顺畅。同事也乐意与该员工分享经验，所以员工对工作的知识也会提高，自然会有工作的满足感。所以：

H1：员工与小组内的同事关系越好，离职的机会越低。

第二、除了同事以外，员工每天都要面对主管。主管主宰员工的未来，如果员工与主管的关系不好，员工工作不会开心，自然会想到离职。所以我假设：

H2：员工与领导关系越好，离职的机会越低。

除了与别人的关系以外，员工自己的因素对离职也有很大的影响。员工的能力越高，他（她）在市场上就越有吸引力，别的企业拉拢他（她）的机会就越大。所以我假设：

H3：员工越能干，离职的机会越高。

结果，胡硕用问卷访问了195个在不同企业工作的大学程度的员工，问他们在过去三个月有没有转职和他们在过去三个月与主管和同事之间的关系。胡氏也问了受访者他们在大学的平均成绩，作为他们的能力的表征。样本分析的结果是三个假设都得到明显的支持。胡硕欢欢喜喜的把文章寄出去，等着好消息回来。

我相信你会同意我以下的结论，上面的讨论非常逻辑，也非常合理。可是，胡硕三个假设有理论支持吗？答案很明显，是「没有」。文章给拒绝了。

胡硕心有不甘，仔细再读自己的文章，後来也蛮同意编辑的结论，这个文章是「有逻辑而没有理论」。于是胡硕痛定思痛，遍寻天下管理理论，终於找到几个合用的。就做了如下的修改，从新寄出去。

第一、一个人在企业里工作，每天都要和同事相处。如果员工和同事的关系好的话，做事情就会来得顺畅。根据「交换理论」，如果同事乐意与该员工分享经验，员工也会乐意与同事互相学习，自然双方的工作的满足感都会提到。工作满意了，自然不会想到离职。所以：

H1：员工与小组内的同事关系越好，离职的机会越低。

第二、除了同事以外，员工每天都要面对主管。根据「交换理论」，如果员工与主管的关系不好，主管给予员工的资源就不会多。同样的，员工也不会对主管产生忠心。同时，根据「认同理论」，如果员工跟主管的关系非常好，就会对主管产生认同。认同多了，就会有很强的感情，离职的机会就会比较低。所以：

H2：员工与领导关系越好，离职的机会越低。

除了与别人的关系以外，员工自己的因素对离职也有很大的影响。根据「交换理论」，员工除了跟企业有「社会交换」以外，还会有「经济交换」。根据「经济交换」原则，员工的能力越高，他（她）在市场上就越有吸引力，别的企业拉拢他（她）的机会就越大。所以我们假设：

H3：员工越能干，离职的机会越高。

写完文章，胡硕再看一遍，觉得很是满意。这一次理论充足，大概不可以拒绝我！就开开心心的把文章再寄到「霞朔月刊」去。你猜该杂志会接受这篇修改后“有理论”背景的文章吗？

刚刚把文章寄出去，胡硕无意在搜索文献的过程里，看见了Michell, Holtom, Lee 和 Erez, (2001) Why people stay: Using job embeddedness to predict voluntary turnov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4(6), 1102-1121。Michell et al. (2001) 发现过去的学者用「企业内把员工赶走的因素」（push factors, 例如待遇不好、工作不满意等）加上「企业外把员工挖走的因素」（pull factors,例如高薪厚职）等角度来看离职，其实是非常片面和不完全的。他们从社会学的「场论」（field theory）出发，发展出一个三个维度的构念，叫做「工作嵌入」（job embeddedness）。「工作嵌入」的三个维度分别是「连接」（link）、「吻合」（fit）和「牺牲」（sacrifice）。而三个维度又再分「企业内的」和「企业外的」特征。「连接」讲的是人跟环境的关系。企业内的连接就是员工与同事、上司、下属、顾客等关系；企业外的连接就是员工在所居住的地方所建立的关系，比如是邻居、孩子的学校、教会等。「吻合」是员工与环境是否配合、有否冲突。企业内的吻合是与同事、上司、下属等是否融洽；企业外的吻合就是员工与邻居等是否相处得来等。（注：在外国因为地方大，工作和住处是几乎分不开的。换工作就差不多等于要搬家。）「牺牲」是因为要离职可能造成的损失。企业内的牺牲可能是离职损失了长期服务金和在企业内的特权等。企业外的牺牲可能是卖掉房子价格差的损失、孩子转校的适应等。所以，当一个人在想离职的时候，一共有3（连接、吻合、牺牲）X 2（企业内、企业外）类的因素在影响着。Michell et al. 辩证说离职对员工的影响（就是「工作嵌入」）是等于这六类因素的总和组成的。而「工作嵌入」就成为员工离职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从「工作嵌入」提出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数据都支持「工作嵌入」对员工的离职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各位能够看见以上的三个研究方法（态度）的不一样吗？我不敢说「工作嵌入」这个构念已经形成为一个理论。可是它的“理论性”肯定的比第一和第二个研究方法（态度）为高。第一个研究只有逻辑，没有理论。第二个研究方法（态度）是否有理论，我个人是非常存疑的。如果我们不把有没有理论看成是一个虛拟变量（dummy variable, 也就是要么“有”或是“没有”），而是谈一篇文章的“理论性”的高低的话，在文章里有「理论」这个词不代表文章的“理论性”高。在文章的假设中引了几个「理论」不代表你的研究的“理论性”高。

经济决策的概率模型
ISBN：7-111-26846-8
作者：迈尔森（Myerson, R. B.）
译者：董志强; 汤灿晴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5-13

前言：
    本书是一部将概率模型用于分析风险和经济决策的入门教材。读者先学习过概率论当然很好，但若不曾学过也没关系，因为本书介绍了概率论的基本思想。全书自始至终倾力于向读者讲明，如何在复杂的现实情形中运用概率论。全书的分析性工作都是在Microsoft Excel电子表格中进行的，因为与演算数学公式的传统方法相比，电子表格方法有助于学生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强调电子表格建模的结果是，诸多读者也可从本书学到精妙的电子表格技巧，但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让本科生或MBA学员轻松获得概率分析的应用能力。
    任何定量分析课程的最终目标，都应该是教会学生建立定量模型的艺术；定量模型应该对现实决策问题给出实用的洞见。但是，对于那些包含两个以上变量的复杂模型，学生通常难以掌握，故而太数量化的方法常常是在缺少任何现实复杂性的简化应用环境中来讲授的。其典型结果是，即便那些在期末考试中表明已熟练掌握数理概念的优秀学生，也常常不清楚如何把那些概念运用到现实世界。
    20世纪80年代，我在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做信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讲授MBA学员的概率论，那时上述问题尤令我灰心。信息经济学的新进展告诉经济理论家，不确定性分析对于理解经济主体的竞争行为至关重要，而概率论是所有不确定分析的基础。但是，要与MBA学员沟通概率分析的应用重要性，似乎是很困难或者不可能的；尽管他们的职业目标是要成为我们这些理论家所研究的竞争成功的经济主体。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探索全新的方式讲授概率分析，以便学生在10周MBA层次的课程后能够将概率分析应用于真正有趣的经济问题和案例。这种探索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我感觉到威力强大的新型电子表格有巨大的未开发潜力，它可以改变数量分析的教学方式。本书正是这一漫长的试验过程和教学发展的结晶。
    而今，概率论和统计学教材用Excel电子表格做运算已是家常便饭。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形，这些教材只不过是把教授们过去在黑板上讲授的“旧酒”装到电子表格这个“新瓶”之中。只有极少数作者提出了更深入的问题：新型电子表格方法将如何改变一门初级数量分析课程的内容？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最大化学生从本门课程所获之技能的实用价值，那么就必须询问此类问题。当我们在白纸或黑板上演算的时候，解析方法对于一个应用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生来说可能太过于困难或复杂；而现在，同样的学生却可以从电子表格中直观把握。此外，具有内置函数和帮助信息的计算机程序随手可得，学生也无须记忆基本的计算公式。
    讲授电子表格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们使得多元模型更易于被学生直观理解。当要求学生思考黑板上以字母“X”或“阿尔法”（alpha)表示的多变量时，绝大多数学生茫然不知所云；但同样的学生却可以直观地理解电子表格中以单元格表示许多变量的电子表格模型。电子表格的运用，摧毁了阻止绝大多数学生成为娴熟的数量化建模高手的障碍。因此，在本书中我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展示概率分析方法如何可用于现实复杂性的例子。
    概率模型的蒙特卡罗随机化模拟在本书发展过程中逐渐得到了强调。最初，我强调计算概率和期望值的其他方法，但是我意识到其他计算方法通常要求特定的假设，那些特定的假设限制了我们可以考虑的应用范围。蒙特卡罗模拟是对包含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形进行建模的最为通用的框架；并且它还有一个优势，即可以使我们真正领会模型中的不确定性，因为未知量在每次重新计算时都会发生改变。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我们可以获得用于阐释和改善概率与决策分析中任何高级概念的一般框架。我们甚至可以对传统的统计学专题给出全新且令人印象深刻的阐释，比如置信区间（见2.6节）和回归（见6.7节和6.8节）。
    在我开发本课程的同时，我还开发了自己的插件（Simtools.xla）以扩展Excel的概率分析能力。我没有采用商业生产的统计风险分析插件（比如Crystal Ball或@Risk），因为我想在决策分析和经济建模方面更上一层楼，同时又尽量少去改造Excel的结构。不过我发现，课程开发和软件开发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学生们常异口同声要求我增加函数将课程困难章节简单化，而新的软件已简化了某些专题，使得讲授其他过去看来太困难的重要专题成为可能。这一过程的结果是，有许多辅助决策的新函数目前是Simtools所特有的（例如GENINV，CORAND和CE等），但它们将来最终可能被其他模拟插件所模仿。
    我在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MBA和本科生中使用了这本教材。我的绝大多数学生先学习过概率论，但在本课程需要应用时他们却常常难以回忆起学过的东西。因此本书囊括了对我们所用到的所有基本的概率概念的初步讨论。第1章介绍了概率和条件概率的基本思想。第2章涵盖了离散随机变量、期望值和标准差。第3章稍微偏离概率论，介绍了风险规避和常风险承受度下的效用分析。接着第4章引入了连续随机变量，并强调了正态分布和对数正态概率分布。第5章涵盖了联合分布和相关性，而第6章则讨论了条件期望和回归模型。
    本书随后的章节是围绕模型的类别来组织的。第7章讨论单变量简单决策模型，强调了产量决策（“报童”问题）和价格决策（拍卖中的竞价）。第8章关注于合伙关系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担。最后，第9章引入了预测数量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广泛的动态模型。
    这些材料用于一个学期的课程绰绰有余。在最近的10周课程中，因为学生需要复习一下基础概率论，我选取了第1章1.1～1.4节，第2章全部，第3章3.1～3.2节，第4章4.1～4.7节，第5章5.1～5.8节，第6章6.1～6.2节和6.6节，第7章7.1～7.2节和7.4～7.6节，第8章8.1节和8.3节。若学生具有较深厚的概率论背景，我将在第2章和第4章少花点时间，在第8章和第9章多花点时间。本书的核心在第5章（随机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第7章（决策变量），在任何课程中，这两章都应认真对待。我也曾努力使本书适合于自学或者课外的专业提高训练。当你打开每章的电子表格文件，你就获得了我在课堂上展示给你的一切。
    我首先要感谢霍华德·雷法（Howard Raiffa），他曾是我的老师，而他的影响在本书随处可见。赛德·德希穆克（Sid Deshmukh）和萨姆·萨维奇（Sam Savage）多年来在本项目中给了我良好的建议和鼓励。唐纳德·约伯斯（Donald Jacobs），是他最早建议我在教学中更多地使用电子表格，而罗伯特·韦伯（Robert Weber）则是最早教我如何使用电子表格的人。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我对里贝卡·迈尔森（Rebecca Myerson）的亏欠，她仔细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章并发现了拼写和Excel的错误。在那些使我的MBA学生经常感到困惑的地方，她不断地提问，直到我找到更清晰的重写方式。我知道，不是每位高中生都愿意校读其父亲的一本厚实的技术性教材，所以我非常感激里贝卡帮助我创作出了一部更佳之作。
    致谢
    作者对本书各位评议人谨致谢忱：
    鲁兹·布兰道（Luiz Brandao），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麦克布斯商学院
    苏达卡D．德希穆克（Sudhakar D．Deshmukh），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
林晓东（Sheldon Lin），多伦多大学
    艾洛尔·佩科兹（Erol Pekoz），波士顿大学
    萨姆·萨维奇（Sam Savage），斯坦福大学
    帕特里克·汤普森（Patrick Thompson），佛罗里达大学   

    于芝加哥

目录：
译 者 序
教学建议
前    言
作者简介
第1章  模拟与条件概率        1
1.1  从Excel中的Simstools开始        2
1.2  如何在电子表格中掷硬币        2
1.3  20个销售电话的模拟模型        5
1.4  用Excel的“数据—模拟运
1.4  算表”命令进行分析        11
1.5  条件独立        14
1.6  来自三角分布的一个连续随机
1.6  技能变量        15
1.7  概率树和贝叶斯法则        19
1.8  电子表格高级技巧：创建一个
1.8  多重输入表格        27
1.9  模型运用        29
小结        31
练习题        31
第2章  离散随机变量        35
2.1  不确定性决策中的未知量        36
2.2  绘制一个概率分布        37
2.3  模拟离散随机变量        39
2.4  期望值和标准差        42
2.5  从样本中进行估计        45
2.6  样本估计的精度        48
2.7  决策标准        52
2.8  多元随机变量        55
小结        56
练习题        56
第3章  常风险容限的效用理论        58
3.1  考虑风险规避：概率下的效用
3.1  分析        59
3.2  模拟数据的效用分析        66
3.3  线性风险容限更一般的假设        67
3.4  关于效用理论的高技术性注解        68
3.5  关于常风险容限的高技术性
3.5  注解        72
小结        75
练习题        75
第4章  连续随机变量        77
4.1  正态分布        78
4.2  指数函数和自然对数函数        81
4.3  对数正态分布        83
4.4  广义对数正态分布        88
4.5  主观概率估计        89
4.6  含有离散和连续未知量的决策
4.6  问题        94
4.7  正态彩票的确定性等价        97
4.8  其他概率分布        98
小结        103
练习题        104
第5章  多元正态随机变量与
第5章  相关性        107
5.1  离散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        107
5.2  协方差和相关性        110
5.3  几个随机变量的线性函数        112
5.4  根据数据估计相关性        114
5.5  用CORAND和NORMINV
5.5  创建多元正态随机变量        118
5.6  多元正态资产回报下的投资
5.6  组合分析        121
5.7  Excel求解工具与有效投资
5.7  组合设计        124
5.8  相关性的主观评估        129
5.9  在非正态随机变量下运用
5.9  CORAND        131
5.10  随机变量线性函数的深入
5.10  说明        134
小结        137
练习题        137
第6章  条件期望        140
6.1  随机变量之间的依存性        140
6.2  估计条件期望和标准差        142
6.3  离散例子中的期望后验法则        145
6.4  树图中条件期望的逆向分析        149
6.5  条件期望关系与相关性        151
6.6  关于概率的不确定性        152
6.7  线性回归模型        155
6.8  最小平方误差和回归分析        157
小结        160
练习题        160
第7章  决策变量的最优化        162
7.1  决策分析中运用模拟的一般
7.1  技巧        162
7.2  信息的策略性运用        168
7.3  决策树        172
7.4  一个简单的竞价问题        176
7.5  赢家的诅咒        179
7.6  竞争行为分析        184
小结        190
练习题        191
第8章  风险分担与金融        197
8.1  常风险容限个人合伙中的
8.1  最优风险分担        198
8.2  大量非线性分担规则中线性
8.2  规则的最优性        203
8.3  受制于道德风险激励约束的
8.3  风险分担        207
8.4  道德风险下的分段线性分担
8.4  规则        211
8.5  公司决策制定与股票市场的
8.5  资产定价        214
8.6  套利定价理论的基本思想        222
小结        225
练习题        226
第9章  增长和到达的动态模型        228
9.1  净现值        228
9.2  预测模型        230
9.3  预测的例子：戈音案例        233
9.4  布朗运动增长模型        238
9.5  对数最优投资策略        241
9.6  指数到达模型        245
9.7  排队模型        250
9.8  简单的存货模型        254
9.9  项目时间长度与紧急任务        257
小结        260
练习题        261
附录  与本书一起使用的
附录  Excel插件        264
参考文献        271

相关文章：概率决策原来可如此轻松地学习
 

不让谎言蒙蔽自己的眼睛

  文/周业安

  我们不喜欢谎言，不喜欢受骗，但人总是处于各种谎言的包围之中，总是或多或少上几次当。俗话说，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两次，这只是一个理想。现实的状况是，我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摔同样的跟斗，而且还不长记性。所留下的都是事后的悔意。不过后悔也没用，生活照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信生活中各种清科戒律，相信各种做人的智慧，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默念这些律条一百次，或者把这些智慧铭刻于心，都无助于解决谎言之祸。

  对于谎言和欺骗，道德说教没什么意义。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强调美德，正是相对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美德的事情而言的。美德是重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仅仅强调美德是肯定不行的。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会有消除不了的谎言和欺骗？如果仅仅追求和拷问说谎者的内心道德动机，那么我们还是走到一个无法解开的循环当中。通过教化让每个人都升华为善人吗？显然人类有史以来都有这个梦想，但都没有取得成功。真正成功的，反而是基于性本恶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的法律和其他制度形式。道德必须在一系列制度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的起作用。

  基于人性本恶的社会制度设计体现了经济学的核心理念。秩序的形成应该得益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制衡。由于每个人的利益目标都得到认可，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权利也得到认可，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做坏事会受到公认的法律规则的惩罚，而做好事则会得到良好声誉的奖赏。自由市场的这种强大力量并不在于其多么完美，而是在于其能够确保社会中每个成员可以在基本权利平等以及相互间利益制衡的前提下形成某种交易秩序。自由市场中无需某些道德权威来实施教化，而是需要许多规则来克制人性的恶，或者诱发人性的善。

  此举一著名事例：教育是起教化作用的吗？恐怕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中国传统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都会赞同这一点。但美国经济学家斯彭斯就不这么看。他讲了一个关于教育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故事：如果张三和李四来到劳动市场上找工作，张三能干点，李四相对不能干，他们来到王五的公司，王五该如何选择？一个办法是王五让两人同时来公司实习，通过实习观察两个人的能力，然后再决定雇佣谁。但这样的做法仅仅适合求职者很少的情形。如果面临许多求职者，比如今年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一个好职位至少都有一百个以上的求职者竞争。此时连决定让谁实习都很难。不实习就无法准确判断，怎么办？仅仅通过一次笔试就更不靠谱了。公司的通常做法。首先，要求每个求职者提交一份详细的个人简历；然后人力资源部门（HR）通过简历进行第一次筛选。筛选的依据是什么呢？从市场上公认的好公司的同行标准就能看出来，标准很简单：首先是学历和学校背景！把好学校和高学历的挑出来，然后再安排各种笔试面试进一步筛选。

  可见，学历和学校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当求职者较多时，许多公司还要求，如果是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其本科是名牌大学的优先！看到这里，估计说教者鼻子都会气歪。凭什么按学校和学历取人？实际上，对公司的HR经理来说，当然明白学历和学校并不能完全等同一个人的能力。问题是，当面临许多求职者时，公司和求职者都无法接受一个人人都有实习机会的考核方式，因为那样一来求职的成本就太高了。说教者当然不懂得成本一说，因为这些说教者本来就是仅仅懂得动口而已。让他们解决问题，门都没有。自由市场最先淘汰的就是这些说教者。话说回来，既然学历和学校不能和能力完全等同，公司为什么还要以此为依据进行初步筛选呢？

  经济学家斯彭斯提出了一个理论：每个人的能力其实只有自己知道，在工作市场上，公司并不清楚求职者的能力。这就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如前例，张三和李四了解自己，王五不了解他们。由于李四能力稍差，于是李四就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欺骗王五。也就是说，在信息不对称下，李四肯定会说谎！这就是关键所在。王五当然知道张三和李四当中的某个人可能说谎，所以想通过某个有效方式来甄别。当然实习是有效的方式。但我们也说了，这不适合求职者多的情形。当王五面临很多个张三和李四时，无法采取实习策略，怎么办？斯彭斯说，通过学历和学校来甄别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通常来说，能够考上名牌大学、并且能够在名牌大学中完成学历教育、获得较高学位的学生，应该都是聪明人。当然，不排除非名牌大学学生或者没有上过大学的学生中也有很多聪明能干的。但相对来说，名牌大学学生中聪明能干者更多。如果先通过学历和学位进行筛选，至少选出的人中大部分应该是聪明能干的。普通人也会同意这个观点吧。于是斯彭斯断言：所谓教育，其实具有一个为人们所忽视的强大功能，那就是信号功能！

  何为信号功能？如同走夜路，你看不清前面的状况，此时，如果有一盏路灯，就能够起到信号作用，指引你前行。教育也是如此。对公司的HR经理来说，教育背景就相当于信号灯的作用，在众多的求职者中，通过教育背景把不同的求职者类型甄别出来。由此可见，教育能够大大节约劳动市场上的求职成本，或者说教育能够在劳动市场上以最低的代价来甄别求职者可能说的谎言。对一个聪明能干的人来说，怎么让公司相信自己呢？赶紧考入名校接受教育吧！这就是斯彭斯的结论。因为这项研究，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和斯彭斯关于教育的故事类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很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形，所以需要理解这种环境下，如何通过较低的代价来甄别谎言。比如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讲了一个旧车市场的故事。在旧车市场上，车主比买车者更了解二手车，于是车主就可能以次充好，此时买车人怎么办？阿克洛夫说，让车主提供售后服务。想想看，如果车主的二手车是好的，就不怕售后服务；如果二手车是坏的，售后服务的成本就非常高，车主肯定不愿意承担。于是售后服务就起到让车主说真话的作用。想想看，为什么好公司反而售后服务更好？其实就是告诉消费者，我承担得起售后服务成本！因为我卖的是好产品！

  看看这些智者的故事，根本无需做求职者或者车主的思想工作，因为即使你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求职者和车主就会通过谎言来增加自己的好处，并不会因为你的道德说教就改变了其隐藏信息的行为。我们多想想身边的各种纠纷吧！医患纠纷、房产装修纠纷、各种其他形式的合同纠纷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拥有私人信息较多的一方进行欺骗，试图靠自己的信息优势多挣好处。为什么医患纠纷的处理中，后来要改成辩方举证？因为让信息优势的医院方举证，更容易形成说真话机制。

  稍稍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都知道，我在文章中所讲的这些都属于一门叫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支的内容，而这门分支学科通常有充斥太多的数学模型，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看了都头疼。信息经济学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说了两件主要的日常生活琐事：如何让人们讲真话？以及如何让人们不偷懒？但经济学家论证这两个问题却费尽了心机，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普通老百姓还看不懂，岂不浪费？不过现在对读者而言，已经无需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董志强博士最近写了《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通过我们中国人自己熟知的故事，通俗易懂地阐述了经济学家教我们如何让人们说真话的种种技巧。通读这本书，真的可以让我们长生活的智慧，更容易识破谎言，更容易规避各种骗局。可能有很多人会问，董志强博士会不会也利用信息不对称为自己谋利益呢？幸好他先前写的《身边的博弈》深受读者欢迎，那本书可以作为董志强博士的一个说真话信号。也因为如此，我才敢如此推荐。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盗版书封面（变成了压膜的纸，有些反光）
 

盗版书的赞誉页（普通白纸，比较薄）
 

正版的图书（封面颜色比较鲜艳纯正，赞誉页为暗黄色厚纸）

实际上，《身边的博弈》(第二版)已于上个月出版，读者可购买新版的图书。

相关链接：
[博弈论与减肥]
[《身边的博弈》(第2版)出版以及二版后记]
[评《无知的博弈》(3)：用博弈论打破信息屏障]
[评《无知的博弈》(2)：有限信息下的博弈智慧]
[评《无知的博弈》(1)：人生无处不博弈]
[《无知的博弈》出版(含文件下载)]
[谈判中的博弈]
[我写的博弈论通俗读物]
[生活中，你博弈了吗]
[《大师不在的圣经：永远举棋笃定的博弈智慧》出版]
[为何是《身边的博弈》]
[各界对《身边的博弈》一书的评论]
[《身边的博弈》出版（及相关评论）]

第二版后记

《身边的博弈》能够得到那么多读者的认同，是我当初写作本书时并未料及的。不过，与其说本书的内容好，不如说本书的立场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因为我一直坚持，博弈论不是权谋学，不是人际间的阴谋诡计，不是荒诞故事的集锦，不是保障个人成功的万能方法。博弈论是一种思维方式，学习和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而对矛盾和冲突的理解，按照去年获得经济学诺奖的博弈论大师梅尔森的说法，将有助于建设更加和平美好的社会。
我非常同意我的朋友聂辉华博士为本书撰写的评论所提出的观点：博弈之道，在于理性地融入社会。要理性地融入这个社会，就需要理解这个社会。博弈论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社会的一个简单工具。对于社会更深刻的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获得更大的成功，更有助于推动社会本身的制度和秩序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本书，我一边讲理论，一边又举了很多例子，而这些例子大多致力于从个人的策略行为去理解社会现象。在我最近的另一本新书《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中，就更强调了从博弈论和策略行为去理解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制度安排。
那些希望从博弈论的学习获得人际斗争指导的想法，无可厚非，因为人都希望取得相对于他人的竞争优势。但是，这样的想法会使一个人眼光变得狭隘，而他能够理解的，也仅仅只是博弈论的“术”。如果学习博弈论是为了在理解个人策略行为的基础上去理解社会如何型构其制度、秩序，这样的视界就更为广阔，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博弈论的“道”，推动梅尔森所说的“建设更加和平美好的社会”。
事实上，一个人若仅仅追求博弈之“术”，如果其行为偏离了“道”，他可能并不能赢得更多的竞争优势。正如本书第11章提到的嵌入博弈，“术”的博弈仅仅是嵌入在“道”的博弈中的一个小博弈，仅仅着眼于个人的人际斗争而从不考虑社会力量，一个着眼于“术”的最优行动选择经过社会大博弈的反馈之后它完全有可能不再是最优的行动选择，反而对个人的成功带来祸害。
所以，我坚持博弈论的最终目的，是要理解个体的策略行为如何成就了社会，以及如何可以成就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也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我找到了我写作博弈论通俗读物的意义。学者的最终价值，在于影响社会的文化。象牙塔内的理论研究，是影响社会文化的一种方式，但它仅仅影响学术圈内的人们思考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面向大众的思想传播，是影响社会文化的另一种方式，它对于促进社会观念的变革往往更具力量。过去，我一直认为学者应该操守其本份，安居象牙塔内，与大众保持距离，以为那样才体现学者的价值。但自从读到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A.Rubinstein)关于经济理论家的困惑之后，以及与经济学家韦森老师的接触之中，让我逐渐意识到，学者影响文化还有（也因该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直接影响大众。越是优秀的有助于促进建设美好社会的思想，就越需要学者去讲给大众来听。我想，这大概也是弗里德曼、贝克尔……等一大批学术巨擘都不遗余力地向大众宣传其思想的重要原因吧。无论在理论创造上，还是作为一个对大众的传道者，他们都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本书第二版主要修订了第一版中的各种错漏，增加了一些新的例子（主要在第七章），在某些章节对原来的例子做了微小的调整或修补；同时接受某个高校教师的建议删去了关于美国霸权的一段评论(第11章)。
仍然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和建议，我的邮件地址：d_zq@163.com。

董志强

John Whalley：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国际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欧洲经济顾问组织CESifo全球经济研究室主任，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首席研究员。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曾任《The World Economy》杂志主编。

近年来，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经济，多次到中国，和政府部门、重要的研究机构、大学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关注，许多青年学者试图跟随和仿效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但是，北美和欧洲杂志论文里用到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很多并不适用于直接拿来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我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些调整和修正，比如在简单的经典最优化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具有中国特质的东西，诸如集体身份认同感、全民所有的生产单位（国有企业）及其它。中国的一些青年学者似乎忽视了中国国情，一味机械地模仿国际杂志上论文的范式。仅仅简单地将新古典主义模型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能会导致错误。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部门结构，这与外国的部门结构大不相同。另外的一个特点是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而非个体身份认同。我读过一些西方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的论文，他们在论文中描述的效用函数是商品消费和休闲的函数，没有考虑到家庭。而在中国，每个人是在为家庭工作，个人的决策考虑了家庭利益，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时需要给出家庭的效用函数。西方文明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东方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价值，家庭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单位，儒家认为个体始终处于个人、家庭、社群的网络之中。
如果仅仅将西方的模型不做任何修正的直接套用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可能会得出有误导性的结论。就我在中国的经历而言，我和不同年龄的中国一流学者有过深入的交流，当我和正居于决策层的一些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如六十或六十岁以上）交流时，他们对此现象也忧心忡忡，一些青年学者试图直接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他们对这些青年学者是否真正了解并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持谨慎的态度。所以，我感觉目前正居国家决策中枢的资深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和知识结构上的代沟。青年学者希望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能更快速地向西方靠近，但如果忽视了对中国现实的关注，这可能会有些问题。
有一些中国青年学者重视钻研模型技术，而不太关注中国经济。据我了解，可能是因为目前在中国，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专业晋升中很重要的条件。一些青年学者认为，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是在北美和欧洲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提高国际排名，以取得职业晋级，而国际期刊通常没有关注中国经济的特性。在政治科学中，美国政治和加拿大政治是不同的课程，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迥异的。在经济学中，通常将马达加斯和法国、美国按相同的研究方法来处理。但是，应该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点，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尤为重要。
 近三十年来，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来进行政策分析一直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们应该更重视文章的思想性，而不是模型中有多少个方程，以及方程结构的细致程度。此外，对于数值模拟得出的结论的应用要审慎，这些结果是参考性的，而不是精准的，不能直接精确地用于政策决策，而仅仅是提供适当的方向性的指导。
美国金融危机促使西方经济学者加强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我想，这对中国学者或许也会有些启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青年学者而言。
（以上文字稿源自2008年10月16日下午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John  Whalley教授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的一次随意学术聊天的记录，基于对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的关心，John Whalley教授接受了中国学者的提议，同意将上述聊天记录发表出来，并建议能邀请一些中国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补充，以免自己的观点有偏颇。）

陆  铭:
关于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多年前，Dwight Perkins就曾撰文，以他在韩国的类似经历提醒中国学者，要小心地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以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John Whalley教授的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参加了Whalley教授和李实教授共同主持的“IDRC/CIGI中国青年学者贫困研究网络”，和他有过很多次交流。Whalley教授谈话中体现出来的一些想法，是非常需要给国内的青年学者们了解的，特别是当这些问题由对构建模型有深入了解的一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提出，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首先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来记录历史，把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讲清楚。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拥有的经济学知识不适用于中国，恰恰相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解释中国事实的很多方面，但也肯定不是全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构成了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比如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基于家庭的社会资本，还有户籍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于这些结构性特征的正确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结构性特征与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嫁接能够给中国的事实提供更为准确的解释。等中国的事情讲清楚了，也许在整整一代人，甚至更久以后，那时的经济学家将能够更为科学地总结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含义。当然，前提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是可持续并且可以被借鉴的。
中国的发展体现出了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互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所缺少的，只是在最近这些年才越来越被重视，这其中，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中国的学者们除了要发表论文以外，真正的懂得中国经济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郑兵勇：
我跟John Whalley教授也谈起过这个问题，不过在我看来，他这种担心是太多余了。John Whalley教授是我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博士时的老师， 在读博士的几年中，我就经常跟他聊，谈自己的研究，也谈中国经济，几年下来，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对中国问题一直很热心，每年都会到中国来。2008年两次到上海，他都到上海财经大学来，他和我谈了很多中国经济问题，让我受益匪浅。
记得每次跟他谈起我自己的研究时，Whalley教授都喜欢说一句话，年轻的经济学者都喜欢也应该做些技术性比较强的研究，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学术圈的承认。但等到自己在这方面已有所成就，就喜欢做一些比较简单但思想性强的研究。这个时候，由于你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名气，你的研究也很容易被别人接受。在我看来，Whalley教授的这个建议也应该同样适用于当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青年学者。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了解还很不够，因此在现阶段，鼓励年轻学者多用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证方法发文章，未尝不好。这就像中国现在一些已经做得不错的工业，比如汽车工业，航空业，先模仿别人，再搞自主创新。只有第一步成功了，才能站稳脚跟，才有资本搞自主创新。如果没经过模仿阶段，就谈自主创新，那不就如同初生婴儿，爬都不会就要他跑一样了吗？
回国这两年来，我也听到不少批评，认为我们这些海归学者都只顾在国外发文章，不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实际上，不是我们不想研究中国问题。说实话，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不管研究方向是什么，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中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就集中精力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也不能做出太大的贡献。
第一，这些问题都很难，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就可以解释的，对我们这些博士刚毕业没几年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更加困难。虽然我们在国外大学受过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系统训练，但就研究能力来说，我们当中很多人还处于最初的学习阶段，对大问题难题的把握能力还不强，要想一下子独立解决很难的问题不太现实。因此，还不如先发几篇文章，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第二，在学术界，要想让别人接受任何与主流思想不同的东西，并不容易，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尤甚。目前中国很多年轻学者的学术能力还远未被别人接受，还处在Whalley教授所说的第一阶段（年轻时候），人微言轻，即使自己的研究很有新意，也很难引起别人注意，让人接受。如果你的研究不被人接受，那也难有太大贡献。对于年轻学者来说，要让学术圈认识你，了解你，只能通过发文章来实现。当别人已经认识你，知道你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你的一些结合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研究也才容易被人接受。

潘士远：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规范化水平是最高的。也可能正是如此，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从而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就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我认同John Whalley教授的观点。与其他学者相比，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有天然的优势。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一优势，为中国经济学，乃至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那么显然我们本身就没有学好比较优势理论。这样，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也可能不会是最有效的。
但是，要在中国问题和一般经济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我们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深入了解。由此，在这一层面上，许多年轻学者强调建模技术本身可能并没有大错。因为只有在深入了解已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才可能创建新的经济理论。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建模技术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想要的是，中国独特现象和漂亮（实证和理论）模型的有机结合，以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可喜的是，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里，我还想谈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也仅是一孔之见。没错，中国的一些现象，包括John举的几个例子，确实比较特殊，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肯定做不到尽善尽美。但是，当我们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时，要尽量做到不要矫枉过正。如果大家在学术交流中，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这可能无益于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首先，在经济学修养上，我们与西方有着一定的差距。我们中的一些人，至少我本人，并不非常了解西方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因此，当强调中国问题独特性时，我们可能会犯错误。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一些现象在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已有的经济理论也已经解释过，但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二是，已有理论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可是我们没有琢磨透它，误以为它不能解释这些现象。其次，在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上，我们与北美和欧洲有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即使暂时没有考虑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些中国问题可能也有其价值。先模仿再自主创新可能是有效率的。这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一些中国学者一定可以在考虑中国问题独特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的经济理论，从而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代  谦：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本身也在迅速转型，由以前盛行的苏联范式向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转变。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已经与十年或二十年前大不一样，对比今天《经济研究》上所发表的文章和《经济研究》十年前所发表的文章，你会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差异。而十年二十年前却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接触经济学的年代。目前中国经济学就像台湾经济学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估计还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学的转型就基本上完成了。换句话说，等到我们现在所教的学生“出道”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的转型过程就基本上完成了。显然，国外的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所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在2008年复旦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研讨会（YES）上，大部分与会青年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利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理准备已趋于完成。
在中国经济学的转型阶段，我们看到了国内大量的学术论文表现出练习的性质：要么将国外一个主流模型人为的修改某个参数，稍稍解释一番，然后将原始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在修改的模型中重新推导一遍，而不去考虑修改的模型是否适用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文章充斥数学方程，但是文章抽去数学模型之后，什么都没有；要么机械套用国外现成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的数据再估计一遍，来一篇“来自中国的证据”的文章，而对原始方法的适用范围、条件不做考虑，也不考虑自己的数据是否满足估计方法的要求。现实中的学者面临很多现实的压力，现实的压力使得更多的学者单纯追求文章的发表而并不考虑学术本身的严肃性 。以学术研究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学术文章离真正的学术研究还很远，但是这却是中国经济学转型的必由之路。先是模仿师傅做练习，然后才有可能原创。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将现代经济学技术层面上的技巧差不多学习完毕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体系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经济学的特点。中国的经济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自己用的理论模型多么复杂，利用的估计方法多么先进，自己追踪的文献多么新，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美国学者多么关注等等；而在于自己是否在中国经济现实中发现了已有的文献无法解释的新问题，自己是否对已有的旧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新的观点和新的解释逻辑上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现实等等。当我们在现代经济学基础知识方面的准备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我们进行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意义何在。数理工具仅仅是学者们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而已，它有非常多的优点，所以现代经济学普遍采用；但是如果认为现代经济学就是数学，那么就真是本末倒置了。没有经济思想和经济逻辑的数学模型，仅仅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斯密的国富论完全不用数学，但是他关于市场机制的思想却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李嘉图也不用数学，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却长盛不衰。看看AER、JPE、QJE上的文章，经济学大师们对于复杂问题的分析举重若轻，把繁复的数学证明放在附录中，正文中的模型非常小巧，文章所要讲的故事放在文章中，引人入胜，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动手推导文章中的命题，却发现需要非常深厚的数理功力；反观我们国内学者的文章，经常把数学证明放在正文中，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用了数学工具，恨不得向全国人民报喜，文章本身的思想和逻辑却单薄无力。我始终认为年轻一代有工具和研究方法，但是经济思想、逻辑训练以及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方面远不及上一代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前辈学习！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中国学者在研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问题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例如中国的学者如果对中国的农民工歧视问题视而不见，挖空心思研究美国的黑人白人歧视问题，那是非常可笑的事。在这里，我没有资格去对中国经济学的未来指手画脚，但是就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我自己仍然会坚持中国问题导向。
我们都是转型的一代人，转型的一代人有转型一代人的使命，如何将转型过程变得更快一些，如何为后面的学生和年轻人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是我们这些人所需要考虑的。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将学界这种重技巧和方法的研究路数、如何将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套用国外方法和模型的研究思路转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我想我们的任务并不轻松。

杨其静：
在我看来，John Whalley教授其实在提醒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职业责任是什么？进而激发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学界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最好从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层面来寻找答案。
作为一门研究稀缺资源约束条件下当事人如何最优决策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揭示这些普遍规律并在分析方法和技术工具进行创新，自然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的共同职责。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上并没有西方的经济学和中国的经济学之分；而所谓的差别更多地体现为我们在经济思想、理论框架、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等方面与西方同行的差距。因此，是否需要向西方经济学界学习并在经济学教育中加强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训练，不应该再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当今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承担了一个重要职责，即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以显示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了国外同行（老师）的认同并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如同中国体育健儿需要赢得奥运会奖牌，我们应该为那些在（尤其是顶级）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经济学家鼓掌。不过，这似乎还不是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短期能够实现的目标，尤其是在那些涉及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技术工具等基础领域做出突破性的、引领性的创新更是不太可能，因为这需要长时期的学术沉淀与积累。更重要的是，这也不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首要的社会职责。
经济学不是智力游戏，其价值和魅力在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并以此为基础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供社会选择的、用于改进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行动方案。这注定了经济学研究从来都是问题导向型的，其原动力来自于经济学家们的“经世济民”的社会职责。
由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虽然经济学无国界，但是经济学家却是有国界的。各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精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对社会最优价值的配置方式就是将这些资源主要用于研究与本国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移民和种族问题很受美国经济学家关注。但对中国来说，发展和转型问题才是当前的核心问题，因此利用现代工具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
此外，与自然科学不同，各国的经济学所面临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中，因此当事人的行为方式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并不是可以剔除掉的干扰因素，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实验室手段来剔除。这意味着，有效的经济学分析必须考虑到经济现象所存在的特殊历史社会环境；相应的，经济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该社会的特殊性，否则未必有效，甚至反而有害。
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责就是正确地剖析中国问题的本质，搞清楚其发生和改变的条件，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只要我们把中国问题研究得足够深入和精细，国际（顶级）刊物自然会刊出我们的论文。到那时，“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我们也就不必为国际化不足而苦恼了。
不仅如此，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也是最可行的国际化道路。毫不夸张地讲，若不是对相关问题有深入了解和心灵体验，那么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将是无米之炊，无的之矢。事实上，两个层面的经济学研究往往是相互促进的。绝大多数被我们视为揭示了一般规律的纯理论都源于作者自己熟悉的欧美社会中的某个故事；而且，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经济学家对一个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对我们而言，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等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受就是我们的最大优势，而且也最有可能在相关研究中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一般性的贡献

徐现祥：
我认同John Whalley教授的判断。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如何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确实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这里也许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中国的青年学者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不同的探索性答案。
一部分学者，在理论上，选择了直接把一些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搬过来或适当修订，阐述中国经济的运行；在实证上，用中国数据“重复”一遍别人现有的实证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观察中国经济实践，基于此提出令自己好奇的问题（也许是科学的问题），通过规范的表述、论述，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答，以期增进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理解，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推进经济学的认知。坦白的说，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选择，但也相信这绝对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中国几代海归经济学人也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不同的探索性答案，比如专心追求本土化；倡导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致力于纯理论研究、国际发表。勿庸置疑，海归经济学人的选择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目前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如果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的海归青年学人致力于纯理论研究，直接做抽象理论出了较大成绩，那么必定形成较大的示范效应，影响甚至引领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在中国，经济学科也必然是不断现代化、国际化。这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但问题是，在中国，什么是经济学的现代化、国际化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显然缺乏共识。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论文发表上，即在产品的销售上，面临国内国际两个学术市场，自然存在多样的选择。正如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对于作为厂商的单个经济学人而言，是否选择出口以及何时出口，这是一个要紧的问题。一旦选择了出口，致力于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发论文，是选择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呢？则是随之而来的系列问题。我们很难期待，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对这些问题有着标准答案。
如果尝试引领中国经济学人的选择，还有必要厘清一个基本的问题，作为厂商的经济学人为什么要生产？在这个讨论的前言中，我们看到吴一平博士提出的了一个关键问题：“作为一个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金钱？虚名？推动学术进步？”对于研究的目的，文章中参加讨论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掌握话语权，追求真理，经世济民、兼济天下，学术报国等。很难期望中国经济学人从事经济研究、学术生产的目标是单一的，如果从事经济研究的原始动力是源于满足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顺便解决了生存、服务社会等目标，我相信，在中国，经济学的转轨之路会更加的和谐、光明。
总之，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销售等问题上，缺乏共识，产生了不同的选择，甚至争吵。我个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情，多样的选择、以及不同选择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在中国，绝对是推进经济学科现代化、国际化的一杯凉茶。

文／钟培  

　　著名的信息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得主之一的斯蒂格利兹教授曾说：“现代人能不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越过信息不对称的屏障。”

　　围绕着非对称信息，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无时无刻磨砺着博弈的技巧，人人都试图穿透信息的屏障。有些人更为成功，而有些人却常常失败。成为优秀的策略家的必要条件是积累经验；然而仅仅通过生活本能来磨砺出博弈的技巧，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所以一定有很多人在寻找某些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分析生活现象，并将个人的经验理性化，以便在策略博弈中不仅仅依靠生活的本能，而且更要有意识的去改善个人在特定局势下的处境，寻求最有效的策略。

　　如果确有这样的一些对非对称信息情形的博弈技巧孜孜以求的人，读一读董志强博士的《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策略智慧》应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本书用简单朴实的语言，通俗易懂地介绍了缺乏信息下的个人决策和互动决策的基本思想，并结合来自生活和历史、经济和社会的大量例子深入浅出的阐释了这些思想。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在作者抽丝剥茧的分析下呈现出极为清晰的逻辑结构，让人拍案叫绝！譬如：名将王翦领兵伐楚之际多次向秦始皇所要田宅美女之封赏，原来只是“铤而走险”以传递忠诚的信号；人们常常并不“理性地”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是因为婚前财产公证有可能被解读为对婚姻没有信心、对伴侣不信任的信号；企业实施资历工资，部分的原因在于借此有助于打造稳定的员工队伍；茶楼酒吧规定最低消费额度，原因在于这一规定有甄别之功用，它帮助店家甄别出真正需要服务的顾客；女孩对男孩一些很显然的谎言也会乐意倾听，恰恰是因为谎言越是经过精心选择，就越能显示出男孩对于女孩单元格关注和关系程度；许多女孩约会时无意识的拖拖拉拉，很可能是一种保护性的心理机制，它在客观上有助于女孩甄别出对自己更为宽容的男孩；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不缺朋友，却常常又有孤独和疏离感，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稳定使我们在无需依赖朋友克服生活逆境的同时也失去了友谊的试金石……

　　《无知的博弈》，是的，我们常常生活在信息有限的“无知”世界之中，因此更需博弈智慧。这本书带来的，不仅仅是阅读的愉快，而且确实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洞察世事生活和社会现象，让我们更理性地理解和融入这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F158 

　　转载自：《北京晚报》2009-2-9星期一[当日报纸Html版][当日报纸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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